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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于中科院理化所應家屬的要求，以發公函的方式向北醫“施壓”，我個人認為是不妥的。這種類似“書呆子”的方式來處置此事，無疑將此個普通的醫療糾紛提升到了更高的層次。成為一場官方的“撕逼”大戰，不是依法辦事，而是看誰的官大，地位高，這也成為了中科院理化所在這場公關中最大的敗筆。

　　可能有網友會覺得，這家單位富有人情味，畢竟在個人與單位的對決中，個人一方處于弱勢地位，尤其是對于醫療這種極為專業的糾紛而言，從單位的角度出來，照顧職工利益，值得贊揚，也無可厚非。

　　但事實上，即使是單位關心職工，也可以采取其他的方式進行，比如，派工會領導出面，與對方進行洽談和溝通，而不一定要采用公函的方式。給大家舉個例子，去年，我國一公民被IS綁架，被勒索贖金。我們外交部也運用了多方的力量來營救，當然底線是不可能給對方贖金，甚至動用軍事手段去做。最后人質被殺害。我們除了譴責以外，也只能做到這一步。畢竟，對于13億的大國來說，不可能因為某個人的具體行為而過多的動用國家的資源。

　　回過頭來我們來看中科院理化所的做法，它就屬于過多的將公權力介入到了職工私事當中，最后導致的結果是只能激化矛盾，讓雙方都沒有回旋余地。對于這種醫療糾紛，本著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的處理方法，背離了我們依法治國的初衷，是絕對不能提倡的。所以，北京市衛計委發的聲明，是及時和正確的。中科院理化所要知道，此惡劣的先例一開，如果你單位有第二位員工出現類似的情況，你是否也要出公函呢？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科院理化所在這個事件中的處置是幼稚和不合時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