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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導的關心、徐文的傷情、醫務界對兇手的譴責，目前占據了同仁醫院官方網站的頭條。但患者的同情并未匯成洪流。這些新聞中，只夾雜一條不起眼的消息——《86歲老人為徐文醫生送來一個水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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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此，也不斷有醫生冷靜表態：“大部分病人都是好的，我們都接受過他們的感激，只不過他們不會將好事寫到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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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血案似乎在醫生和患者兩個群體之間誘發了更大對立。9月22日，同仁醫院耳鼻喉科又接到了一起投訴，當事醫生說：“那個病人看我的眼神都充滿了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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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生和醫院的習慣性沉默，更加深了醫患雙方的誤解。近年來，關于醫院和醫生的報道以負面為主，其中往往僅是患者一方的聲音，而缺乏醫護人員的辯解;或者，很多時候，就像同仁醫院最初的態度一樣，醫院和醫生在維穩的壓力之下不愿意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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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一方認為，醫生和患者之間橫亙著一條“社會性積怨”的鴻溝。這種積怨的產生，是因為人均收入上漲導致的社會浮躁，道德滑坡的時間窗口和醫療改革的時間窗口，重疊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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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社會浮躁窗口期，技術主義和消費主義盛行，傳遞到醫療領域，就成了生命完全可以通過技術來改變，一切死亡都是醫學的無能，一切沒有達到預期的結果都是醫生無能;而醫改這個窗口期又將很多問題擺到了桌面——看病貴、看病難、看病煩??這兩個窗口疊加，很容易產生一種對醫療行業的集體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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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對社會保障的夸大與現實中的不平等激化了矛盾。最新的數字是，中國大陸的基本醫療保障制度已覆蓋超過12.5億的人口，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醫療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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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宏大數字背后的現實并不樂觀。盡管人人都有醫療保險，保障比例卻頗為懸殊。保障最多的公費醫療，可以滿足特需在內的各種醫療需求，而在最貧窮地區的農村，新農合的實際報銷比例仍不足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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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協和醫院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教授對財新《新世紀》記者說，“打個比方，一個村食堂有大灶小灶之分。小灶供村委會人免費使用，占用了大部分的資源;大灶卻要供全村人。這些矛盾，如果被人看透，如何了得？只好轉移，妖魔化醫生。讓醫生和患者互相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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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新一輪的醫改，源自2005年一份關于“醫改不成功”的報告。此后，中國政府開始了曠日持久的關于醫療制度改革的辯論，并在兩年多前啟動了醫改。但直至今日，在大多數醫生看來，“改革根本沒有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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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醫生人事制度的改革，我相信中國幾乎所有的官員都去過香港，但為什么不能學習香港的醫師制度，給醫生自由？”一位廣東三甲醫院的教授對財新《新世紀》記者說，“這是官本位作祟。一旦醫生自由了，他們就管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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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政府沒有能力辦這么多公立醫院，政府也說要放開社會資本辦醫。但如果不能解放醫生，社會資本辦醫永遠無法成功。人們還是得在擁擠狹小的公立醫院里，相互爭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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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潘習龍看來，本輪醫改提出了很多要求，卻沒有提出合理的實現路徑。“比如在基層醫院實行收支兩條線，但政府又沒有足夠的補償，結果就是小醫院的好醫生進一步流失，看病更加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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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習龍坦言，已有的改革多以取悅民眾為導向。“現在什么都漲價，為什么藥品一定要降價？好像降價就能解決看病貴的問題。降價的結果是，便宜藥沒有企業生產了。最近頻頻出現的廉價藥斷貨就是例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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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思路是錯的，醫療要有一定的費用支撐，如果不讓患者出錢，就要找到另一個籌資渠道。”王一方說，“老百姓現在的要求很高，一方面要看好醫生、吃好藥，一方面要零支付、低支付。醫改中有很多不切實際的民粹主義要求，這些要求實際上在撕裂社會情緒，把矛盾轉移到醫生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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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認為，比藥品降價更重要的，是醫療守門人制度的建立、分級轉診制度的落實、公立醫院改革的實質性推進，以及醫療保障制度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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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合理的體制保障，類似悲劇一定還會發生。”上海同濟大學附屬東方醫院血管外科主任張強對財新《新世紀》記者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