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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草綱目》申遺，路有多遠？

　　“像《東醫寶鑒》這樣的中醫著作，在中國可以找出的與之平起平坐的著作不下于三五百本。”上海中醫藥大學教授何裕民論及《東醫寶鑒》的地位時說，這部書與《黃帝內經》、《傷寒論》、《本草綱目》等中醫藥典籍的地位根本無法相提并論。然而，一個事實是，地位遠遠高于《東醫寶鑒》的諸多中醫著作目前并未被列入世界記憶遺產。

　　論述這些話題的前提是，世界記憶遺產的評選機制是在西方倡議建立的，國人的文化自信與中國古籍的巨大價值當然未必就要靠這些所謂的“洋招牌”（現在國內一窩蜂地進行申遺也是一種文化自信心的缺失），但借此其實可以反思中國申遺體制與對傳統文化的保護與發展。

　　以中醫而言，早在2006年，中國便啟動申遺，中國傳統醫藥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委員會在解釋申報的必要性時認為：“通過‘申報’，可以讓民眾充分認識中國傳統醫藥的價值，并在世界范圍內得到廣泛傳播并提高對中國傳統醫藥的認識，體現以保護促發展，通過繼承求創新的理念和思路”。

　　然而在這場中醫申遺的較量中，中國依然思路老套，“只聽雷聲響，不聽雨點落”，大多停留在“口號”階段，因為中醫藥申遺面廣量大，又試圖“打包”申遺，然而由于規模大、涉及范圍廣、研究深度要求高,操作難度可想而知;另一方面，申遺過程中，很多并未從真正文化傳承的角度進行，而是糾纏于經濟利益、地區平衡等非文化的因素，時至今日，中國浩如煙海的古籍與檔案中只有清代內閣秘本檔中有關在華西洋傳教士活動的檔案、東巴古籍文獻、清代科舉大金榜、“樣式雷”建筑圖檔等列入世界記憶遣產，這些文獻當然也是中華傳統文獻，但其中真正稱得上具有中華文化標志性意義的文獻有幾部呢？

　　相反，韓國的做法則小處著眼，瞄準目標，并充分利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韓國人脈優勢(有人戲稱之“朝中有人好做事”）。曾經在韓國工作過多年的學者郝明義曾撰文認為，一方面，韓國在天然及有形文物申遺方面，并無優勢，他們的申遺策略就一直瞄準無形文化遺產，2003年清唱板索里、2005年江陵端午祭申遺以及此次《東醫寶鑒》成為記憶遺產都是這個策略的成功執行;另一方面，在政府及財團的支持下，韓國學者一直積極參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下的申遺評委會工作。1999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一次成立“人類口傳及無形遺產”國際評審委員會的時候，韓國東國大學林頓熙（音）就積極參與，發揮了較大的影響力，并成為其后三次韓國申遺成功的幕后最大功臣。2005年韓國以江陵端午祭而申遺的時候，曾經遭到很大阻力，由于林頓熙的竭力爭取，才最終順利入選。而韓國這次為《東醫寶鑒》申遺，一方面由林頓熙負責國際宣傳的部分，另一方面首爾大學徐慶浩（音）則是“世界記憶遺產”國際顧問委員會的委員，其間的人脈因素決不可小視。

　　一些觀點認為，中國對中醫藥的文化保衛戰最初其實應采用點對點的戰術策略，僅以《本草綱目》和《東醫寶鑒》對決，就足以捍衛中醫藥文化的尊嚴。這一方面是著眼于國內外李時珍相關研究的成熟度,特別是其在國際上的高知名度,同時也是為了厘正被部分韓國學者的“考證”所混淆的學術視聽——遺憾的是，這只是些建議而已。

　　《本草綱目》等中醫古籍的申遺之路，到底有多遠呢？